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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翻译事业的式微之境2009.05.21

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特性构成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多元文化的共生共融又不断催生着新的文化形态,从而推动着人类文化的总体进步。而对一个国家或民族而言,文化的交流亦是其不断完善自身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路径,正如郭廷以先生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所称:“任何民族的命运,胥决之于其对于时代环境的适应力,亦即决之于文化。文化的形成有发之于一己者,有得之于人者,后者的重要性尤大于前者。集思方可广益,有容乃能致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跨文化交流为特质的翻译活动,人类就无从走到今天这样一种各种文明蓬勃发展和多元文化共生共融的局面。季羡林先生曾形象地说:“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

历史如此,近代的西学翻译对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所起的推动作用更是清晰可辨,无论请来的是“德先生”还是“赛先生”,都对中国走出封闭、落后,走向开放、富强的复兴之路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引领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国富论》《法意》,蔡元培、李大钊、张东荪、贺麟等翻译的杜威、罗素、柏拉图、弗洛伊德、亚里斯多德、马克思西方哲学,朱光潜、潘光旦、冯承钧等译介的西方美学、心理学和欧美汉学等领域的众多经典作品惠泽中国学术,于中国学术之进步,民智之开启厥功甚伟。人文翻译吸收异域的文化精华,丰富我们的民族文化,对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与世界的沟通起了巨大作用。

人文翻译事业的生态环境与发展危机

从中国翻译协会提供的数据来看,目前全国从事翻译的总数达到五六十万人,其中专门从事翻译、拥有翻译职称的专职人员亦有约6万(高校教师尚不在此列)之多。就翻译图书出版来说,也是盛况空前。据中国版本图书馆资料室统计,1978年至1990年,全国出版翻译作品2.85万种;1996年至2006年,翻译类新书(不包括重译和多版本译著)的数量达到了12.75万种。 从上述数字看,我们翻译文化产业一派繁荣,然而与之相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当前的人文翻译事业却面临极大困局,已经有学者将我国人文翻译领域的惨淡景象称为“即将坍塌的翻译界”。

一是人文翻译人才匮乏

虽然当前我国整个翻译行业从业人数在逐年上升,但在庞大的翻译从业者中,真正有水平、受过专业训练的翻译人才很少,人文翻译高端人才稀缺,人才断代的情况更是严重。上海文学翻译界的情况就是一个这样的缩影。上海曾是文学翻译的重要阵地,云集了既是杰出的作家又是卓越翻译家的鲁讯、瞿秋白、郭沫若、茅盾、巴金等文坛巨匠。建国后,上海译坛亦拥有像傅雷、草婴、满涛、叶水夫、方平、包文棣、孙大雨、朱雯、孙家晋等一批名家。但在这些人身后又有谁呢?目前,上海翻译家协会500多名会员平均年龄在60岁左右,60岁以上的老龄会员已占会员总数的70%,50岁左右的占20%,30岁以下的占2%都不到。而且那些文艺翻译硕果累累的翻译家都在这60岁以上的70%里。从全国范围来看,情况亦不容乐观。个别领域后继乏人的现象已非常突出,如民间歌曲的翻译,20年来只有上海现年75岁的薛范先生一人还在从事。“黄昏之笔”谁来接,成为业内人士的普遍担忧。

二是人文翻译精品力作减少

根据中国新闻出版信息网CIP数据中心的数据统计,近年来全国人文类翻译图书(包括文学类、艺术类和社科类)总数都可达数千种。然而,与人文翻译出版数量剧增不相匹配的是优秀翻译作品没有同步增长。新译作品大多是出自学徒辈年轻人之手的“快餐性”作品,已很难出现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杨绛译的《唐吉诃德》、朱生豪译莎士比亚等既能再现原文精神,又能整合中文特色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精品力作。人文译作的这种窘困从近年来翻译作品的评奖情况也可见一斑。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空缺已经引发社会热议,有奖无人领,成了人文翻译说不出的痛。